（[24]） 我们从对汉代政区地理的考察中至少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看法：一是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最底层统治完全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控制手段加以维系，道德教化在这个行政治理占绝对优势的系统内所起之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基本忽略不计。
也是我所提到的"儒学地域化"的精髓理念之所在。（[54]） 以后新皇帝继位，总有一批这类深受"地域化"儒学影响的士人围着他反复陈说正心诚意的道理。
（[66]）这段对话很象是"打禅语"，与北学一脉及朱子学的"格物"路径大有不同，可见不同地域的儒学在宋朝都有可能影响君王的心理，但无论流派纷呈多样到什么程度，构建君王的道德心理基础以为制度实施之根据的共识大体是不变的。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当现实变化到了上层政治结构已经完全抛弃了以儒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冲突策略之后，下层社会中反而会仍残存着一些"儒学地域化"的碎片形态，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制约作用。尽管有宋一代，新儒家在朝廷中讲学教化的机会不能算多，时间也不能算长，却深刻塑造了宫廷帝王和官僚体制的气质。与李唐皇室占据的长安、洛阳一带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地区完全不同。（[112]）到了南宋一个叫陈藻的人已经回答说，即使不立嫡子为宗子，也不会影响宗子之道的推行，因为只要有资产的人都可以推行，最重要的是仁义之道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东坡不必对此担忧。
他又问："一日用如何？"宁宗答说："只学定耳。"要求王居正把自己的著作《辩学》进呈御览，"先生即序上语于书首"。朱熹在以下这段话中把这层意思说的十分明白。
"（[80]）可见布衣儒士在朝廷中真正建立自尊也并非易事。故许蘅仕元自认为是变相维系纲常之遗脉的一种方式，并不算是失了"天下"，这完全是宋人的思维。"（[75]）以上所举各例说明，"儒学"至宋明时有一个从民间底层和分散的区域思想形态逐渐向上层的帝王和官僚制度渗透并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相反，江浙地区虽较早沐浴于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中，其接受西学训练之士人的数目亦远多于湖湘地区，却因缺乏政治敏感和行动能力大多沦为湘人大吏幕府中的幕僚，无法左右清末政局。
所以"士"比"吏"所扮演的角色更具基础的价值。再举一例，阳明弟子冀元亨参加正德十一年的湖广乡试，有司以"格物致知"发策，冀元亨不从朱注，"以所闻于阳明者为对，主司奇而录之。
也许有人认为以上对"儒学"的论述过于注重其世俗层面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其在具体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忽略其思想超越性的一面。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要洞悉"儒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仅仅对其宇宙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内涵进行分析，因为"范畴论"式的研究路径恰恰受到西方哲学史的深刻影响与制约，不少论述是强行对中国传统概念进行硬性切割和分类，以符合西方哲学的规范框架的要求。"政"的涵义不仅包括行政职能，还包括对思想的调适、对行为加以规范的内容，其教化对象上自帝王下至民众。
[71] 《明儒学案》，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1085。[17]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18] 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甚至灾异发生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一种修德未至的后果，这已溢出了帝王处理灾异之变时的常态方式。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
"故而他建议皇上"视以为法，克之自新，蚤夜思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常若皇天上帝临之在上，宗社神灵守之在旁，懔懔然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以烦谴告。在南宋新儒学的系统中，礼仪的设置和实施是整个修身正心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居于形式而非主体的位置，大体而言是为修炼身心服务的，因此不能指望通过祭祀仪式让祖先对某人的崇敬之心有所回报，否则就有过于功利之嫌。
类似的批评也曾出现在对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著作的相关争议中，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刘述先先生认为把朱熹思想历史化过度强调其"外王"的一面，有可能会削弱对其"内圣"一面超越性精神价值的理解，进而贬低了其普世意义。除二程、张载等北学不断渗透入宫廷之外，活跃于江浙一带的"陆学"甚至诱使君王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了慎独的功夫。
"（[55]）甚至士人因过度受到尊敬以致于矜持到拒绝对话帝王的故事也比比皆是。杨联陞发现，在后世所做的"朝代间的比赛"的论述中，"不诛戮大臣"是屡次被人提及的宋朝特点。具体话题就是如何对待"和"与"战"的问题。据前人的累积研究，西汉的设官分职与体国经野的规模大致是相互适应的。谭先生在《粤东初民考》这篇著名文章中说，汉人之移殖粤东，唐宋以来始盛。[45] 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页33。
我们所关心的则是，"儒学"教化的层面是如何在刑名之术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格局中得以重新完成了向"教化之儒"角色的转变的。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取径是对"区域文化"历史的自我消解。
将退，则曰：'卿可频来求对。[44] 参见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5。
道学抨击者认为他们摆出的是高傲的架子，奇怪、愚蠢、势利和傲慢。[78] 《林子方》，《朱子全书》，（25），页4928。
程颐当时以布衣身份屡召不就，在最后实在没有理由推脱的情况下，他反而向皇帝提条件说，如自己任经筵讲官，应令讲官坐讲，而不是侍立一边，如此才能"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更为关键的是，宋朝新儒家不但教化帝王，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宗族、乡约、书院等社会组织把儒学要义直接贯穿到了底层社会，构成了地方形成相对自治状态的文化资源，这更是先秦"教化之儒"甚至汉代"王者之儒"所无法企及的成就。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具体问题是民众普遍文化层次不高，用教化帝王的讲经方式教育民众显然不够现实。
"（[69]）这段话透露出的讯息表明宋朝民众是否应与帝王一样有资格和权利接受士人教化仍是有争议的，至少达成共识仍需一个过程。范纯仁任侍讲时就曾说道："国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
草第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
行政最低一级的单位"亭长"（或"里正"）平均要管理百户以上的人家，同时"亭"又是个地域单位，与管理的面积大小密切相关，亭部越多，县的面积幅员越大。[88] 《答严时亨》，《朱子全集》（23），页2966。
其一致性即在于都过度有意忽略儒学和儒家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希望把儒家思想的"道德性"和政治的"世俗性"割裂开来，以免受其污染，从而为儒学的纯洁价值辩护。"（[100]）才使得后世儒者按照因俗而设的原则，制订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礼仪规则。"（[28]）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亭林对法令过苛的大段谴责这个层面，其实仍无法窥见其真实用意。（[62]） 从以上对话可知，呈"地域化"状态的民间儒学是如何一步步地教化帝王，使之纳入到一种道德治理优先的思维轨道的。
[104] 《家礼序》，《朱子全书》（24），页3626－3627。继曾国藩以儒学名臣的身份动用湘学资源挽大清狂澜于即倒之后，广东康有为梁启超又借用岭南的神秘主义传统发动戊戌变革。
[110] 《答徐居甫》，《朱子全书》（23），页2790。甲午前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岭南出现的一群改革者占据了人们的中心视线。
"（[97]） 这是"儒学地域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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